行走在大街熙攘的人群中，耳畔突然传来“卖麦饼啰——卖麦饼啰——”的叫卖声，声音仿佛从岁月深处而来。我循声走去，只见一个中年男子挑着担，筐里整齐地摆放着麦饼，一层一层地，用保鲜膜罩着，圆圆的，香酥油黄，散发着麦香，让人回味。在与他攀谈中得知，麦饼是他自己烘烤的，面粉是从外地买回的，制作方式还是沿袭传统手工。我索性买了一斤品尝。
吃着麦饼，我想起了在农村时麦黄的故事。
田地下户后，家家户户都栽种小麦，一季庄稼是春末夏初一家人的口粮，也是国家指定的统购粮。五月一到，就是农村最忙的时节，既要抢栽水稻，抢管玉米，又要抢收小麦，田里土里一把抓，这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大战红五月”。麦黄时节，学校都要放一周农忙假，让学生回家帮助农业生产。我家每年栽种小麦五六亩，大部分时间只有母亲一人在家干农活。她几乎是没日没夜，起早贪黑地忙，但还是有干不完的活，还好我们姊妹多，虽力气有限，但总能搭把手替母亲分担一些。
天还没亮，我们在母亲的带领下来到麦地，左手握麦秆，右手持镰刀，用力一割，麦浪一点一点地横卧在麦茬儿上。割一阵子，脸上的汗水钻出毛孔哗哗地往下流，嘴里直喘粗气，累得直不起身，割到半晌午，毒辣的太阳烤着全身，又热又累，心想，什么时候才能不干这么累的活呀？望一眼不再遥远的前方，狠下心咬了咬牙，加快速度继续干。待整块地的小麦被“消灭”干净后，母亲和大姐就用篾条把小麦捆成一捆，再让它们站立在土地上。这时，我们就用扦担把它们挑回家。两捆小麦压在肩头，两个肩膀轮流换，待到挑回家时，双肩又红又肿，一挨就疼。麦捆一个挨着一个，就像要好的姊妹紧紧倚靠，一起在地坝里亮相，有着风吹麦浪般景象。每次在收割小麦的间隙，望着面前金黄色的麦田，都能使我联想到白居易的讽喻诗《观刈麦》，目睹了大战红五月庄稼人劳作的艰辛，深知粒粒皆辛苦的深意。
接下来，便是小麦的碾压、扬场、晾晒等环节，人们的劳动强度也在逐渐减轻。农人们将小麦晒干后，除去所交公粮，余下不多的便是自家的口粮。母亲总是把小麦用石磨磨成面粉，变着花样弄给我们尝鲜，不是煮成麦粑，就是蒸成馒头，吃在嘴里，心头总有一种幸福感。更让我值得回味的是，母亲用韭菜掺和煎制的麦饼不但两面金黄，而且喷香可口。没有菜籽油，母亲就用麦秆在烧得滚烫的铁锅里来回擦几下，这样调匀的麦羹下锅后才不会粘连，出锅后的麦饼，香溢心间，回味绵长。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是我们最向往的节日，那时的农村不比城里，吃月饼本身就是一种奢望。母亲就地取材，将小麦加工成面粉后，不是炸成麻花，就是做成麦饼，上面用炒熟的芝麻做些点缀，咬上一口，又香又脆，口感并不逊色街上卖的芝麻饼。后来我求学的地方离家越来越远，每至中秋月圆，我总是一个人在校园里仰望明月，遥寄相思，脑海里呈现出母亲煎麦饼忙碌的身影。身在远方的我，月圆之夜，想念母亲，回味母亲煎得金黄香脆的麦饼。
我读中学时，从家中背五六斤大米，按每顿三两米饭计划，不包括来回期间这四顿用餐，可以说是“钉是钉，铆是铆”。学校食堂是凭餐票供饭，那时候也很天真，以为三两米就只能煮三两饭，哪知伙夫们串通一气动起了歪脑筋。在打饭时，他们将事先量身定做的瓷碗舀上冒冒的一碗，待我们将碗递过去准备接时，伙夫便用饭勺手疾眼快地刮它一下，倒入我们碗里就只有大半碗，三两米饭也只能吃个半饱。在每个饥肠辘辘的读书日子里，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
有一天，我发现在宿舍背后的屋檐角有个卖麦饼的老人，于是我在同学那里借了一两饭票，买了两个麦饼狼吞虎咽地充饥。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短缺，什么都讲计划，买啥都凭票，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诸如此类。从此以后，我对老人烘烤的麦饼产生了浓厚兴趣。为了吃上麦饼，有两三周我没在食堂拼桌（固定搭配），而改为散桌（临时组合），饭票掌握在自己手中，可自由支配。拿三两饭票可换七个麦饼，其实也吃不饱，毕竟老人也要养家糊口，就是薄利也要赚点，只是那甜甜的绵实的美味惹得我嘴馋，有段时间做梦都在吃麦饼哩！
有几次回家，母亲见我比以往瘦了，问我原因，我根本不敢道出实情。我深知，家里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每周能凑足学校的几斤大米和一元菜钱就很不容易了。
客观地说，手工制作的麦饼比机器烘烤的月饼味道要入味好吃得多。尽管如此，我仍咀嚼不出母亲做的麦饼味道，也没有校园里那老人烤的麦饼更值得回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麦饼几乎成为儿时最美味的小吃，承载着童年的快乐，成了定格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抹不去的记忆。
如今的老家，栽种小麦已成为过往，农家院坝里那种繁忙热闹的情景早已不见。人们偶吃面食只需到集市上购买。就连过中秋节，乡下人也跟城里人一样，把麦饼改为了月饼。每每想起，难以忘怀，在那特定的艰苦环境里，汗水里收获了喜悦，迷茫中孕育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