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居城市，感觉现在的年味越来越淡了。二十年前，每到岁末年关，我督促妻子购买年货，她还会听。如今，她反而数落起来：“买什么买？老古董！过了大年初一，商场、超市、菜市场什么都有卖，吃新鲜的多好！”
我哑然无语。
有人说，光阴是水做的，装得下清风明月，也载得起惊涛骇浪；日子是山堆的，挡得住金戈铁马，也接得住万斛闲愁。而我们这代在农村里长大的人，骨子里永远记忆着过年的味道——杀年猪、腌腊肉、抖糍粑、磨豆腐、做桃环、贴春联、放鞭炮、穿新衣、走亲戚……
满桌子花生瓜子糖果，满碗的鸡鸭鱼肉荤菜，满脸的欢天喜地，满肚子的油水，满街追逐打闹的同伴——这才是过年的样子。
旧时光里的年味，说白了还是吃的诱惑。《舌尖上的中国》有这样一句话：“自然经手，文化过喉；舌品天下，胃知乡愁”，勾起了我对年味的忆念。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过大年是少年最美时光。食物，就是身体里那种无须刻意、不自觉的乡愁。那时，家里兄弟姐妹众多，母亲扳着手指头过日子，全家一个月仍难吃一餐大鱼大肉。到了年三十，平常节俭的母亲不再吝啬，拿出看家厨艺忙碌起来。当丰盛的年夜饭摆上桌，最高兴的当然是我们兄弟姐妹。一海碗鸡肉煮红薯粉皮，鸡腿只有两支，属于弟妹，他们两个笑得合不拢嘴。不过母亲也不偏心，我们兄妹四个每人盛一碗鸡汤，个个吃得津津有味。
母亲最拿手的菜是过油红烧肉。过油猪肉是小年后炸出来的，肉皮金黄。用铁鼎罐烧柴火焖出来的红烧肉，香气扑鼻，夹一坨拌上火红的辣椒粉，味道精美绝伦。
丰盛的年夜饭，全家人都一直遵循雷打不动的礼数——每碗菜，父亲不动筷子，其他人都不得把手中筷子伸向碗里，哪怕垂涎三尺也得忍着，否则，母亲的脸色会立即跌下来。祖母、叔伯、舅舅家，过大年时都遵守这个礼数——吃席时，年长者不动筷，其他人不夹菜。为何？“竹子都有上下节，人更要长幼有序，不可乱了辈分。”五叔如是说。
礼数是种养成，习惯成自然。现在城乡把这种老规矩破了。爷爷奶奶、叔伯舅母对孩子宠爱有加，任凭孩子在饭桌上挑食，生怕他们不吃，礼数不复存在。但爱幼忘了尊老，不见得是好事。
饭桌上有礼数，对于盼过年的乡下孩子们来说，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放下碗筷，主家摆上年货，孩子们喜出望外，紧盯着盘子里琳琅满目的零食。
那时的年货，不像现在丰富多彩、应有尽有，大多是自制。比方说，糖花、桃环、红薯皮、烫皮、年糕、瓜子、花生等，都是年前准备好，但每个家里也会到商店买些饼干糖果，但不多，只是点缀。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是糖花和坦皮。糖花是精米打出来的爆米花，然后加上芝麻、花生仁，用麦芽糖搅拌均匀后，再用木匣压制而成，味道清脆香甜。不过数量有限，每次只能分享到一块、最多两块。
烫皮，是用稻米、糯米磨浆，搅拌均匀后放在铁皮匣子里，将铁皮匣子放进大铁锅，盖上锅盖，柴火蒸熟后取出切成小块，用竹篾晾干。油炸后的烫皮膨胀到极致，嚼起来咯咯声响，咽下后口齿留香。
胃知乡愁。当味道勾起记忆，家便是一辈子的馋。
我的乡愁，仍停留在孩提时味蕾中。所以，每到年关，心心念念年货，总想妻子多买点，生怕亲戚来了招待不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