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生病了。这个自幼娇弱的、一直被爸妈偏爱的孩子，似乎天生对疼痛就特别敏感。呼天抢地的呕吐，使她本能地发出渴求救命的信号，我看到了，医院的病房，是怎样惨淡地、无奈地回应她的不安；同时，我还看到了，她的领导、同事和朋友，是怎样焦急着、尽力着，给她以最有效的医治和精神的支撑；我看到了母亲的泪水，看到了父亲的愁容……这个时刻，我站在旁边，还不如远远离开，"无能为力"的煎熬，不亚于病者。
转院。坐着那辆专用车，不能开窗。为了减轻痛苦和颠簸，让她靠在怀里，我从背后环拥着她。我佝腰屈膝，双脚找到稳妥的支撑点，一手从她腋下环过，另一只抓扶手。她一直说冷，而汗水却一层一层浸湿我的衣衫。晕车的感觉一圈一圈回旋，我必须压制种种不适。我告诉自己必须坐稳，必须撑牢，我要用坚强的心跳，给她以力量。车上的陪同都在晕车，我是不可以说自己晕车的。
正在铺修的道路，不时有车超过，留下飞扬的尘土；我们也不时超车，同样留下尘土。把尘土留在身后，向着能够解除病痛的前方奔驰。
因为姐姐单位领导的关心和帮助，提前就把一切安排妥当，进了医院就住上床位，并且她那进修的同事早已在医院门口等着，前后跑着帮忙办手续、指点检查路线，给我们减去了许多陌生的麻烦。
大医院的通道很多，拐弯很多，窗口很多，电梯很多，然而，无论哪个通道都是匆匆的脚步，无论哪个转角都有张望的眼神，无论哪个窗口前都是长长的队伍，无论哪个电梯里都是满满的人——古城的大医院，比我居住的小城、节日前的菜市场，拥挤好多倍。混在医院摩肩接踵的人流里，我跟许多人一样，诚心诚意地信服了"什么都可以有，就是别有病"的笑谈。
不到半天时间，护士送来欠费单，五千块钱像一个果洞，一口就被吞没了。大厅里用于查询的屏幕上，一下一下显示着花费款项，有进口的特效药，当然就贵。无话可说。
傍晚，一位戴头巾、大眼圆脸、娇小个子的女人走进病房，走向窗边的床位。那里躺着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姑娘，她父母时不时与她轻松说笑，逗她开心，而我在过道里，看见过她父母暗自落泪、低声交谈示意，这孩子的病症，并不轻。戴头巾的女人似乎肩负着某种神圣使命，她嘤嘤细语：人的生命和身体是上天给的，而精神和意志是自己的，主宰健康、快乐和幸福的是自己；只有坚强着、乐观着，病痛才会被逼退，快乐才会降临，生命才得以超脱……从布帘里还传来歌声：我们唱着快乐的歌，烦恼忧愁被风吹落；我们唱着幸福的歌，天空变得更开阔……
姐姐得做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总之是要在腹内动刀动剪的，令人不可避免地紧张。手术那天我因事返回，跟妹妹保持短信联系。四个多小时的分分秒秒，我泡在静静地等待和牵挂里，寸寸焦虑，丈量着看不见的时空长度，让祈祷之音穿山越水。祝姐姐手术顺利，早日康复！
平日我很少游在网络，也曾笑朋友，何必每天把心情走向，爆在这里？而今天，在心神不宁、坐立难安之时，竟然不自觉地，也把心情在这里搁浅。谁知，很快就有好友图标不断闪现，那些关心的、问候的话语纷至沓来。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怎么能把自己的紧张、担忧和无助，转化给朋友们呢？歉疚之余，也感受到了，被关心、被在意的幸福！
黎明时分，就收到妹妹的短信，说姐姐情况很好，最关键的是问我什么时候再过去？仅熬了一夜，就难以支撑，开始搬救兵了。也难怪，她们一直就固执地认为，我是坚强的、可靠的。信任我，当然好，那我就赶紧去替换她吧。别无选择地赶到火车站。从售票窗口接出车票，上面清楚地写着：无座。
热气在站台上流蹿。绿皮火车像一个巨大的麻袋，要把我们统统装进去。站台上的人挤不上来了，就在下面喊：门口的朝里走！其实车里己挤得水泄不通了。但是，车下的人不可能不上来。于是，吆喝声、抱怨声、责怪声、感叹声，甚至，更多的沉默声、喘息声，在车厢里融汇、搅腾，再被车厢顶上咯吱咯吱的小电扇，甩到四面八方。
我被人潮推到两节车厢连接处，这里有乘务员的休息室、热水箱、洗手池、厕所和垃圾筒。除开乘务员的休息室和厕所没被占领外，其它地方都改装成了临时座位。是的，我们提前并没有预计到自己会落脚于此，是不由自己意志为转移而被挤到这个角落的，现在反而好了，不用避让过往行人、叫卖的小推车，就有了因暂时安稳而来的满足。我在"面壁思过"的状态下，确信无处可去，也确信四周没有熟人，就开始想办法解放自己，脱了高跟鞋，赤脚站在一张纸上，竟然也很舒服。
汗水流进眼里是涩的，流进嘴里是咸的，它们欢畅地涌出，痛快地淌过我的身体，浸透衣衫，跟我一起感受火车穿越隧洞的短暂与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