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春节，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平时和妻儿少有的朝夕相伴的我，终于能静静地待在家里，在防控疫情的同时，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年味和一份家的温暖。
晚饭过后，我站在阳台倚窗捧着手机，无奈地关注着疫情的肆意进展，惆怅煎熬中随意拉开窗户，远眺渭城。夜幕将启，长街寂寂，市井无声，沿街的路灯静静地亮着，难得的万家灯火似一双双皎洁的眼睛，抚摸着城市的肌体。突然，久违的恩师王友刚发来了一条微信，送来关切地的问候，也带来一份新春的祝福。
王友刚是我在百良中学就读时的一位恩师，幸有机缘使我们结成了一生一世的良师益友。他的祝福带着一份浓浓的深情，令我心潮难抑，思绪顿时穿越到了二十多年前的百良中学。
我是1995年离开百良中学。很幸运，我的高中时光主要是在那里度过。
百良中学属乡下高中，位于距离合阳县城东北20公里的百良镇上。其主要面向杨家庄、同家庄、王家洼和百良四个乡镇招生，学生都是农家子弟，条件也最为艰苦。稍微有点关系的家庭，早早都把孩子转到了合阳中学、黑池中学等教学条件好的学校。当时，合阳县有三所农村高中，百良中学规模最小，满打满算全校师生也不足四百来人。人虽不多，却历史悠久，校内至今还矗立着一座建于晚唐的十三层圣寿寺塔（也称百良塔），是合阳四镇八塔之一，属于陕西省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百良中学就建在寿圣寺庙的遗址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合阳东北四乡地处偏僻，土地贫瘠，干旱少雨，尤其地处最东边人口相对稠密的百良镇，交通极为不便。东邻黄河，仅十余里，南北有沟，唯一的大路便是“走西口”——去县城。当时的人们那敢奢望今天的沿黄观光路。
从禹门口滔滔而下的黄河水到了这里已变得温顺开阔，可由于东雷抽黄设计高程等原因，灌区的水难以滋润这片贫瘠的土地。正是因为贫穷，孕育出了百良人倔强勤劳吃苦能干的品性。他们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的轮回中，默默地繁衍生息。我很多小学的和初中的同窗好友，其人生第一步，就是打起铺盖卷，装进“蛇皮袋”，走出百良，迈过黄河，到东岸的山西，追寻心中的那份“梦想”。
我与友刚老师结识源于他的爱人郭玲侠。郭玲侠也是一位老师，大学毕业后在百良初中代初三年级的政治课。刚参加工作的郭老师漂亮干练，悉心钻研，努力负责，有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使我们这个班在中考中取得较为理想的成绩。他们伉俪二人一个教历史，一个代政治。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从大学起就开始相识、相知、相爱，最后建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政史之家”。
同友刚老师熟悉则是源于我的三舅。友刚老师和我三舅不仅都是百东村人，而且还是发小。百良镇点分为百东村和百西村，两村毗邻而居，联畔种地。百良高中地处百西，距我外婆家不足一公里。外婆、外爷在世时，我曾过了一年多跑“通生”的日子，不用住校挤睡集体宿舍，不用上学生集体灶，每天可以按时吃饭，冬天睡热炕。滋润的生活条件，使我胃口顿开，难怪外婆经常唠叨我“饭量有点大，就是不长个。”后来，外婆、外爷相继过世，我的“幸福”日子也随之结束，加入到每周“背馒头”的队伍。当时学校的学生灶上基本是烧个开水，用木笼热个馍。热得馍又“软”又“嗨”，口感极为不好，至今见了我都不愿吃，儿子一直想不明白，我也一直没告诉缘由。家庭条件稍好，蒸的颜色稍“白”点的馍，下课去得稍微晚了，经常就被那些口粮接济不上的同学“摸”走了。挤在宿舍吃饭的同学，每周从家里带的不是白萝卜，就是红萝卜，再有点油辣子，三天两顿就吃完了，剩下的就经常是开水泡馍。还有，每天灶上蒸的馒头，水煮的白菜，冬天大锅熬的稀饭……这些都历历在目。
高二的第一学期，王友刚老师代我们历史课。那时他刚从高三年级打了一个“大胜仗”，意气风发，满载荣光。我们也很庆幸，要知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年代，碰到一个“厉害”老师，是多么难得！王老师英俊潇洒，声如洪钟，戴副眼镜幽默风趣，讲课视野宽阔，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可能是“爱惜”的缘由，王老师曾两次叫我到他的宿舍吃饭。就这样，我下课无需排队打水，不用挤在条件简陋的集体宿舍用餐。夏天午休，偶尔还能睡个“单间”不受干扰；冬天下完晚自习，在他宿舍还能继续挑灯苦读。和其他同学相比，这非常令人羡慕。
友刚老师为我提供了相对良好的学习生活条件。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吃饭时间，他经常为我辅导课程，解疑答惑，指点迷津，更多讲解的是学习的方法和思维的方式，使我受益匪浅。还能多看一些教辅材料，偶尔我们还关注国家大事，高谈阔论，畅想人生。他经常勉励我珍惜时间，奋发有为。至今想起来，都感觉非常真切。
友刚老师不仅在学习上为我提供帮助，更为我后来的人生树立了榜样。百良中学北边紧靠百良沟，沟深一百二十余米，北面的围墙被同学们出出进进的翻出了一个豁口。记得当时大多同学在课余时间，三三两两，有的为了“逃课”，有的还带上“女朋友”，有的出于好奇，也为了调节紧张的学习生活，翻过墙垛，去沟里逍遥自在半日。可能因我性格内敛，从小规矩，不爱胡跑，至今都未去过百良沟，感觉十分可笑和遗憾。除学习外，我经常跑到操场和同学打篮球，完了后带上一帮同学兴高采烈地到友刚老师的宿舍洗把脸，喝口水，节假日还帮同学们在他宿舍放很多书籍，从未被“埋怨”。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经过一番刻苦努力，最终没有辜负亲人和老师的期盼，怀揣梦想，走出百良，跳出了“农门”。
如今，身居闹市，每当静下心时，我总会想起百中，想起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想起那些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曾默默帮助过我的人。教学认真、稳重严谨的王拴志老师，干脆利落、琅琅有声的王燕芳老师，功底深厚、经验丰富的成均武老师，思路清晰、教法多样的马根福老师，还有亲自上阵，代我们数学的校长杨治安老师。这些熟悉的名字时常出现在我脑海，一张张熟悉而亲切的面孔，让我深深地怀念。他们在百良那片土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默默耕耘着，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像我一样的农家子弟。他们就像我的父兄一样，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一茬一茬地播种着自己的庄稼，种了又收，收了又种……
百良中学从1970年的建校，到两年前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如今的百良中学，过去的砖瓦平房已不复存在，惟有那座千年的古塔，巍然耸立着，诉说着历史，诉说着变迁！
难忘百良中学，难忘那一段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