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河北省唐山市的农村，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敌占区，一家人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整日于惊恐和贫穷中挣扎。因为要时刻警惕鬼子扫荡，十天有九天要“跑反”：假如夜里全村群狗齐吠，必定有情况，爸爸就背着我躲到野外过夜；夏天躲在高粱地里，妈妈盘坐在地上，让我睡在她的腿上，可还是躲不过蚊子和蚂蚁的叮咬，满身起包；冬天蹲坐在背风的涸沟里，冻得上下牙打架，浑身瑟瑟发抖，等到天亮，确定鬼子走了才敢回村。等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因为鬼子隔三岔五到学校抓“八路”，每次都把老师们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把老师们都吓跑了。我仅读了三年小学，学校就被迫关门了。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小鬼子缴械投降。紧接着，国民党又挑起内战。还乡团纷纷各立山头，招兵买马，占山为王。今天找百姓出钱要粮，明天要派劳力为他们修炮楼、建地堡，不时突然来抓壮丁。有时白天大队人马明火执仗地进村抢掠，夜里经常有小股匪徒冒充“八路”进村绑架，敲诈钱财。百姓们整天提心吊胆，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
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四野部队进关，唐山的国民党如惊弓之鸟，吓跑了，我的家乡解放了。随着土改工作队进村，村委会、民兵队、妇女会、儿童团相继成立。在区长助理的主持下，全村儿童推举我为儿童团团长，别提我当时有多开心了。从此，我整天带领全村二十几个孩子，练操、唱歌、舞霸王鞭、站岗放哨查路条（通行证）。凡是没有通行证的，我们就把他押送到村委会，交给治安委员审查。一年下来，我们抓到好几个国民党的散兵游勇。
1949年春，村里小学开学了。因我的父亲有病不能劳动，家里农活我责无旁贷，所以没能去上学。看到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们背着书包进了学校，我只能站在校外哀叹。那年儿童节，区里组织全区学生会操、唱歌比赛，要求各学校都要组队参加。我村的学生们跟杨老师说：“我们村儿童出操、唱歌都是团长指挥的，他不去指挥不行。”杨老师问明情况才知道我这个“团长”没有来上学。于是，杨老师找到我父亲，请求让我指挥学生参加比赛。比赛那天，我校参赛三个节目，经过评比我们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回来之后，杨老师生怜悯之心，“三顾茅庐”劝我父亲，让我读书。就这样，我才背起书包，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学堂，如饥似渴地苦读两年，17岁参加了工作。1954年，我拿到技术员证书，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和技术骨干，在农场一干就是40年。现在回头想想，我能有今天，是那次比赛给了我机会，让学校的杨老师知道了我的处境，才不遗余力劝我父亲让我读书。我一生也不会忘记那天，忘不了恩人杨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