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年的记忆，总是跟吃有关，印象最深的是童年里嘎嘣脆的脆果、阁楼上软糯的糍粑、热热闹闹的年猪饭。
本地习惯把糖果叫脆果，炒好了的脆果放在篮子里，一颗颗圆圆的糯米果裹着糖，咬一口，又酥又脆，粉末儿直往下掉。小时候，脆果都是父母自做，腊月二十几，母亲就开始做脆果坯了。糯米蒸熟，反复揉搓，坯子在母亲的手里变得细腻黏滑，切丁，晾着，几天后坯子蒙上一层白白薄薄的膜，变得小石子一样硬邦邦。炒脆果则是父亲的活儿，没有油，用河沙炒。吃过晚饭，父亲把大铁锅架到土灶上，灶膛里红红的火苗呼呼笑着，铁锅红了，哗啦倒进半锅沙子不断翻动，沙子微微热后放入脆果坯子，父亲用力翻动着锅铲，沙子沙拉沙拉响，白色的脆果在褐色的河沙里翻滚膨胀，像一个个鼓起来的鱼鳔。炒好的脆果还要上糖，几块长方形的黄糖熬融，化为糖水，盆子里一裹一滚，白色的脆果就披上了黄色的外衣，捏起一颗送进嘴里，香酥脆甜，入嘴就让人眯上了眼。而小时候的我们，常常围在火灶边，不等脆果裹好糖，就已经吃得肚子滚圆了。
除夕前一两天开始打糍粑。这可是个体力活，可一年到头在田地劳作的农民哪个会没有这点力气呢？抡着锤子，黝黑的脸庞上是满足的笑容。糍粑槽是好大的一截老树中间挖出一个坑，笨重厚实，一家一家轮流用，每逢打糍粑，总能看到叔伯们"哎呦哎呦"抬着糍粑槽这家进那家出，小孩们跟在后面，满村乱窜。小时候，日子不富裕，但每家每户断不能不做糍粑，否则，村里便会有人说："看看，看看，一年到头，粑粑都做不起两个。"言语里很是瞧不起的味道。小军家人口多，每年都打两三百斤，白米粑不够吃，就搭配着做红薯丝粑、木薯粑。做糍粑要趁热捏好压扁，放到阁楼上晾到半干，泡到大水缸里，正月下地直到清明踏青，扛着的锄头把儿上吊几个糍粑晃悠晃悠。中午时候，田间地头扒拉几根干柴，一会儿就冒起了袅袅的烟，糍粑的香味就落到花生的种子上，落到黄豆的种子上，种到黑土地里。
妈妈很勤快，养鸡、养鸭、养猪，就为了年终时候也在灶头挂上几竹竿腊肉。杀年猪总是在凌晨三四点钟，天未亮，皮了一天的我正睡得熟，突然被猪嗷嗷的嚎叫声惊醒，蒙眬中听到嘈杂的声音："快，抓着脚。""拿盆，接猪血。""水呢？烧开了没有？舀水来。"杀年猪时妈妈总是第一个起床，大铁锅烧好水，煮一大锅饭。煮菜是杀猪的男人们的事情，妈妈就一家家去叫："三伯娘，今天杀猪，早上去吃饭啊！""大伯爹，杀猪了，等下去喝两杯啊。"除了小孩，同宅门的每家都来一个人，围着桌子，小锅米酒在火上冲着酒壶盖子咕噜咕噜，乐呵着，卷一支烟抽着，慢慢喝。妈妈则计算着需要再砍几块猪肉，给前村的姨妈送一块，给后村的表舅送一块……
正月里走亲戚，我跟着妈妈高高兴兴去外婆家，舅爷表叔每家一包脆果、一挂腊肉，住三五天准备回去了，舅娘表嫂水缸里捞几个糍粑，封一个红包，去时一担，回时又一担。脆果、糍粑、年猪既是一年劳作的幸福满足，也是血脉相连的礼仪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