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上海解放的隆隆枪炮声，钱庄业何去何从？身份殊异的钱庄发挥着拾遗补缺的金融职能，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洗礼。
进城的解放军在南京路上席地而睡的场景，让亲眼目睹这一幕的“上海滩钱业巨子”秦润卿百感交集。秦润卿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就以福源钱庄经理的身份出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在顺流、逆流中引领钱庄业砥砺前行。从钱庄学徒、跑街干起，秦润卿在福源钱庄摸爬滚打，一干就是32年，直至晋升为经理。
与钱庄一道跨进新时代的秦润卿，从私营钱业的联营、联管到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都表示出对新政策积极拥护的态度，被人民政府评价为“上海钱业界的元老，极有威望”。1950年初，为解决新中国的财政困难，国家推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伊始，“共和国掌柜”陈云预判到重重障碍：“目前工商业尚未正常生产和经营，公债派下去可能会‘叫’的。”然而，秦润卿非但没“叫”，自家的福源钱庄率先认购了15000份，价值旧币2.5亿元，还动员沪上金融同业“运用集体的力量，量力分担，聚沙成塔”，超额完成206万份的认购任务，令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赞不绝口，称其为“金融模范”。
无独有偶，朝鲜战争爆发后，福源钱庄经理又自掏腰包，共同捐献1000万元，鼎力支持抗美援朝运动。
众人同心，其利断金。上海解放初期，私营棉纺业遇到资金困难“嗷嗷待哺”，而银钱业好似“夜行迷路”贷款缺失方向，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牵线搭桥之下，开展了两次以私营钱庄为“主力阵容”的联合放款业务，引导游资支援生产建设之急需，减少私营金融机构投资的盲目性：一次加盟的钱庄最多，共有存德、顺康、元盛、聚康兴、惠昌源等钱庄76家，筹措贷款10亿元；另一次放款金额最大，计有宝丰、福源、振泰、信裕泰等钱庄28家，集聚资金100亿元。而后一次因有公营银行注入贷款，碰擦出“公私合营”的第一道火花。
穿新鞋，走新路，成为那个时期私营金融业主的行为自觉。自上海财经金融工会挂牌成立后，秦润卿执掌的福源钱庄也建立了基层工会，钱庄64名职员全部入会。事实上，秦润卿一贯作风务实低调，为人谦和亲民，与职员们“朝夕相处，感情深密”，他表示“希望每日晚上谈话，不分阶级，不拘礼教，坦白地交换意见”。工会的成立逐步取代了原先的董事会，钱庄职员坐进了本来只有董事、经理才能入席的会场，提高了职工在钱庄中的地位，当涉及公私关系的纠纷时，由劳资协商会议用“公私协商”的办法解决。钱庄每年还按职员工资比例提取文教经费，用于工余开设银行会计、合作经济、速记、俄文等课程的文化培训。
秦润卿依然蛰居在闸北海宁路浙江路口一个叫“咸宁里”的旧式石库门弄堂里。即便年事已高，德隆望尊，他仍每天坚持步行到钱庄视事。有人劝秦润卿在家里多多休息，有事可以上门请教，他说：“人民政府对我这么关怀照顾，我怎能无功受禄？”
早于整个工商业的公私合营，1952年，私营银钱业最先实现全行业改造，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破土而出，秦润卿被推选为副董事长，那一年他已经76岁了。同年7月1日，他把钱庄厚厚的账册移交给了黄浦区政府财贸办公室，还将自家的藏书楼“抹云楼”房产以及4万余册家藏图书捐赠国家。
从此，上海的钱庄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被收进了金融词典。
上海刚解放，出世半载的第一版人民币就将在这里流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