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是在冀中平原的一个小山村度过的。每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穿梭，在田埂上疯跑，上树下河,开心到爆……
突然有一天，家里让我上学了。
学校离村二里地，是一座旧寺院改造的。学校只有一位老师，我们四个年级都在这间唯一的大教室里上课。老师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轮流授课。课桌是用土坯垒砌的矮矮的土台子，坐的小板凳是个人从家里自带的，懒得带就找块土坯坐着。大部分同学都没有书包，一块石板，用绳穿着框子的两个角，背在身上。兜里装上一根石笔，手里拿着课本，就去上学了。放了学就在学校旁边的灵塔碑林里面捉迷藏。没玩够就再去爬南边的陵山，我们也叫它龟山。直到多年之后，这座山里发现了中山靖王刘胜的墓穴，出土了著名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我才明白，为什么这座山叫做陵山，山根南边的我二姑家那个村子为什么叫做守陵村。
日子飞快地过着，转眼间，我的小学生涯已经“混”了两年。忽然有一天，爸爸从北京回来了——他要把我转到城里去上学了。
我们举家迁京，我转入新的学校。入学第一天，学校为我组织了一次考试。考试的结果是让我蹲班，还从二年级开始就读。老师还特意安排班里一位学习好的同学帮助我。这位同学非常认真，他给我默写生字。我闭着眼睛，用铅笔在纸上同一个位置连续书写——后一个字压在前面的字上，纸面上留下一堆乱笔道。这位同学认为我是在调皮捣蛋，就去找老师告状。我很不服气，因为我其实是非常认真的——虽然我闭着眼睛，手上看似乱画，其实我边画边在心里默记。我们农村学校，从来也不要求按照本上的格子，一个格子一个字，一字一字、一行一行规规矩矩地书写。再说，我上学两年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像样的作业本，我们就是在石板上随便划拉的，写了擦，擦了写。到了城里我才知道，练习写字要一笔一画，横平竖直，写错了或者写的难看了，就要用橡皮擦干净，重新再写。不允许涂抹成一个个黑疙瘩。
刚从农村转来，我的口音还是一副河北农村的土腔土调。一次，老师让我朗读课文。课文里有这样几句：“……我望着可爱的山，可爱的水，可爱的树林……”我们河北的口音，把爱读成“耐”。于是，下课后我们班到处响起“可耐的山，可耐的水，可耐的树林……”我则羞得无地自容。
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很久，我很快就熟悉了新的学习环境和新的同学，融入了这个新的集体。一天，我发现我的课桌上有一个新本子，以为是谁落在我桌上了，就交给了老师。下课后，一位全班最漂亮的女同学，从老师那里把本子拿回来交给我，说：“这是我送给你的。”后来，我的课桌上，就经常会出现已经削好的铅笔、尺子以及各种本册纸张等学习用品。同学们知道我家里比较困难，看到我的铅笔头已经很短快拿不住了还舍不得扔掉，都在默默地帮助我。
“六一”到了，学校组织演出，各班都要出节目。我们班学习拔尖儿的一位女生，编写了一个小童话剧，点名要我参加演出。我受宠若惊，又很担心，生怕演不好。等到给我分配角色，这才放下心来——原来她安排我演一棵小树！我只需站在那里，举起双臂呈十点十分的角度——表示是树枝舒展，张开十指——代表枝叶茂盛。没有一句台词。尽管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我仍然十分认真板直地站在那里，高举双臂，圆满完成了演出。
现在想起来，这次演出对我其实意义非凡——它让我这个农村来的丑小鸭有了自信，我不比别人矮一头。我甚至生出了一点点奢望，我要加倍努力，比他们做得更好，比他们更强。我要长成一棵真正的小树！
从此，我认真刻苦地学习，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慢慢地，我不仅融入了这个出色的集体，还真的站成了一棵小树。我很快加入了少先队，三年级结束的时候，我获得了品学兼优奖状；四年级我当上了班长；五六年级我成为了少先队大队长。
记得当时星期六的下午都没有课，我独自一人在学校出板报。正写得起劲，校长过来站在我身后，看了一会儿，走上前拿过粉笔，耐心地教我怎样写好字，还鼓励我说：好好练，你的基础不错。又有一天，老师让我到校长室去一趟，我心里直打鼓，不知道犯了什么错。到了校长室，校长笑眯眯地对我说，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咱们学校只有一个名额，要好好表现啊。我顿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活动的具体情景，现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结束时已是华灯初上。走出大会堂，看到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心情无比激动。坐上轿车，行进在宽敞明亮的长安街上，两侧的华灯把街道照耀得一片明亮……巨大的幸福令我热泪盈眶。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我们这一代共和国的同龄人，享有着属于我们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