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时，我有幸遇到两位爱读书的语文老师。一位就是李明老师，他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
李明老师藏书丰富，而且很爱买书，不时购置时尚新书。他的书，大多数都是从昆明、重庆、上海、北京邮购的。那些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们这个小县城的新华书店里是买不到的，学校的图书室里也没有。李老师非常爱惜书籍，他的藏书，干净整洁，都用牛皮纸包了书皮，端端正正地加盖了藏书印鉴，封底内页末端注明购书年月日。他顶讨厌谁看书时把书页折起，或是把书卷成一筒随意塞在书包衣袋里。我深知他爱书的癖好，借他的书看，我是非常爱惜的，从不弄脏损坏。他借给我看的书中，有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柳青的《创业史》，有云南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和刘澍德的《归家》等。他还把他珍藏的石印线装的《西厢记》借给我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我的厚爱。
另一位是杨灿明老师，他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那时宾川一中刚开办高中部，他是第一个分配到我们学校的中文系本科生。杨灿明老师订阅的报刊杂志有五六种，我常跟他借阅。一来二去，我们的友谊渐深，且能在一起随意谈天。他书架上的藏书是任我挑拣翻阅的。他订阅的《人民文学》《世界文学》《文艺报》《文学评论》和《光明日报》，差不多都是我先睹为快的。记得那时，《光明日报》正在陆续发表王昆仑先生的《红楼梦人物论》，报纸一到，我就去杨老师那儿取来阅读。我还翻看了他的几个剪报本。那是几本旧杂志，里面分门别类贴着他平时读报有选择地剪下来的文字和图片，有格言、谚语、名人名言及掌故逸闻，有诗歌、精美散文和科学小品，还有历史人物和文物的图片。每一则剪报上面都注明剪自何种报刊，哪年哪月哪日或哪一期。看了使我大受启发。知识原本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只是此前我不知道还有这种积累方式。后来我读书看报，看到精彩诗文、文史知识，除了自己动手摘抄外，有条件剪下来的，也像杨老师一样，找几本旧杂志做成剪报。
参加工作后，我跟李明老师和杨灿明老师还有联系。我曾在一个白族、彝族、傈僳族和汉族杂居的高寒山区工作。当时那里还未通公路，订阅的报刊杂志不容易收到，就请李明老师在县城代为订购。收到新的期刊，他还要托人再转交山区跑运输的马帮，辗转给我带去。杨灿明老师还把"内部发行"的前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和《你到底要什么》，从学校党支部那里借了托人带给我。在那些暗色的日子里，我一拿到李老师和杨老师带来的新期刊和新书，眼前便仿佛出现一束美丽的亮光。那时没有电灯，没有电视，连个收音机也没有，一本好书就是一次极难得的精神会餐。
一个著名的外国作家说过，如果不是书籍的话，他就要被愚蠢和下流淹死。文化素养，尤其是文学素养，对人生的力量实在是无法估量的。在我求学那个年代，"运动"多于读书，遗憾多于收获，我能碰上这样两位语文老师，真乃一生幸事！学生时代有良师熏陶，养成的阅读学习习惯，让我终身受益。后来我的人生道路尽管曲折坎坷，而阅读让我感知既有生命经验之外的新奇与思考，并将其渗透到自己的生命之中，不甘沉沦堕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完成了自己人生角色的转换，找到了我在生活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