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这好像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那会儿，我从边远的小城大安来到吉林大学文学创作班学习。当时的创作班，聚集了省内很多有写作实力和创作潜力的青年作家：像写诗的朱雷、杨晓光、郭广忠、陈长林、付民印、李升洪，写小说的陈廷一、贾慧卿、朱慧玲、左华、李连海、周巧龙、徐东平、封立超，写散文的马景玲、于雷、朱少波、戴淑荣，等等。
创作班设置的课程也颇为丰富，有文艺理论、作品赏析、外国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古代汉语、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虽然学员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但大家的学习热情却是惊人的一致，起早贪黑，争分夺秒，比学赶帮，有不负韶华、恶补青春的味道。因此，每每要讲新的课程，大家自然要做好课前预习。
有一天，一个喜讯在班内传开，下周一由公木老师来上诗歌理论课。这消息，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公木，军歌作者，《英雄赞歌》作者，著名大诗人……能听他讲课，那真是三生有幸。
为了做好预习，周六下午我便来到了吉林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想找近期的《诗刊》看一看，做前期准备。资料室里人不多，除了一名资料员，还有两三个人在那里看书。我在阅览架上巡视两遍，也没有看到《诗刊》，便问资料员：“老师，我们这里有《诗刊》吗？”资料员寻觑了一下，然后指了指一位老者，悄声说：“喏，他正看呐！”我沿着资料员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位老者，六十出头的样子，面容微胖，头发花白，一副端庄慈祥的模样。他正端坐在桌前，认认真真读着《诗刊》，还不时地在卡片上一笔一画地摘记着什么。我便顺手拿了一本杂志，在他身旁坐了下来，漫不经心地翻阅着，目的是等待老者手中的那本《诗刊》。
就这样熬了半个多小时，杂志被我哗啦哗啦翻了好几遍，可老者丝毫没有归还《诗刊》的意思，还是那么一丝不苟地看着。那会儿，我真有点儿着急了，因为过一阵我还要到长春站去接个老乡，掐指一算，剩余时间实在不多了……于是，我咬了咬牙，站了起来，鼓足了勇气，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老先生，跟您商量个事儿好吗？”“嗯？”老者扭过头来，温和地说：“什么事？同学，你说。”我更加不好意思了，嗫嚅道：“您手头这本《诗刊》，我先看几眼好吗？一会儿我还有点急事儿。”“噢！”老先生笑了，脸上的慈祥仿佛立马闪烁出光泽，连忙说：“好！好！”于是，他便将翻开的《诗刊》合上了，转身递给了我。接过《诗刊》，我心中一阵狂跳，同时也涌动出一股歉疚。
周一上午，同学们很早就来到教室，整齐地坐在座位上，等着公木老师来上课。大约9点钟的时候，教室的门打开了，一位衣着朴素的老者被辅导员老师礼让进来。大家的目光都朝老者看去，我一下子愣住了。紧接着就听辅导员老师说：“同学们，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给我们上课的就是公木老师，让我们大家鼓掌欢迎。”跟着，就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啊？这就是公木？我彻底傻了，莫非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这是在资料室里我曾经打扰的老者啊！我感到一阵脸红，感到一阵心跳，感到十分的不安……之后，公木老师给大家深深鞠了一躬，沉稳地坐到讲台前，开始了他的讲课。
公木老师语调平缓，姿态平和，目光平易，仿佛在和老朋友面对面地聊天，唠嗑。那堂课，他好像讲了四个议题：一是诗歌的起源；二是诗歌的发展脉络；三是传统诗歌与现代诗的区别；四是现代诗的灵魂表达……尽管他话语平和，语速平缓，但所探寻的问题、思考的问题、把握的问题，却颇为深邃，宏阔，高远，尤其是他对这些艺术问题的阐述，无不充满着逻辑性、哲理性、思辨性；是那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循序渐进向前推进的，处处凸显出高屋建瓴、旁征博引、钩沉致远的理论品格；那种绵密细致、丝丝入扣、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治学精神、艺术品质，实在值得钦佩，赞赏……对于我们这些创作班的学员来说，确实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我一边听，一边记着笔记，还不时看一眼先生，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有一位哲人好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堂好课，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我不敢说公木先生这堂课，是否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但我敢肯定的是，先生的这堂课在我们每个人的文学历程、艺术生涯、人生旅途中，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堂课，一晃过去几十年了，岁月的风沙已经模糊迷离了我们好多好多过往，可是对于这堂课的记忆，却依旧清晰而明澈。尤其是先生讲课时那平易的姿态、平和的面容和平静的表达，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十二分的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