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干婆”，是村里人奖赏给我母亲的雅号。我母亲姓王，名平钗，乃资兴市碑记乡茶坪瑶族村人。九岁就当作“荷叶配”，来到了我们李家。“荷叶配”，按乡里说法，即女孩尚未成人，犹如莲塘中初生之嫩荷叶，就带来许配给了婆家。我成年之后，父亲悄悄对我说：“你母亲其实是个童养媳。”
母亲在我们李家长大，从小与父亲朝夕相处，相敬如宾，纯属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父亲生于1929年，到1949年，父亲刚好20岁，保长要抓他去当壮丁，母亲如梦方醒，自己的男人若被抓去当炮灰，从今往后性命难保。她就叫丈夫躲到碑记茶坪娘家去，茶坪瑶山锯木垅，山高路远，既偏僻又安全。
1952年1月，父亲主动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军，母亲高高兴兴，含着眼泪送丈夫去保家卫国。
母亲没文化，但记性好。她思想进步，表现积极，乡里培养她先当村干部，后来当了乡长。台上领导作报告，她在台下认真听，回到村里，她传达会议精神。虽然做不到一字不漏，但重点精神可以讲出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父亲在部队立了功，得了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喜报传到村里，交到母亲手上，母亲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她也不甘落后，努力工作，积极向组织靠拢，1954年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时，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时期，母亲当村干部纯属尽义务，没有工资，后来当了乡长，津贴补助也不多。奶奶就不准她去当公家人，吃公家饭。她就老老实实在家务农、种田。农闲时，自己动手挖稻田，踩泥巴，做土砖。把土砖一块一块晒干，一担一担挑回家，垒成墙。请来泥瓦匠，求我叔叔伯伯帮忙，不久，就在老家不远的空地上盖了一间崭新的房子。
1956年3月，父亲退伍回来，村里人指着那间新房说：“你家能干婆给你盖了一间房！”父亲眼睛一亮，根本不敢相信。
父亲在部队是师长的警卫员，退伍后县民政部门安排他去鲤鱼江电厂当了工人。可到1962年，单位要压缩人员和编制。父亲响应党的号召，自己打报告申请回农村，坚决不给国家增加负担。
母亲见丈夫回家当农民，每月按时到手的工资就这样没有了。她没责怪父亲半句，反而笑着说：“当农民好，锄头犁耙全，顶得万万年！”
父亲个子不高，骨架也不粗，干农活不是行家里手。村里一等劳力，每天10分工分，父亲只能拿9.5分。母亲也不嫌弃他，餐餐把饭盛好，端到父亲手上。逢年过节，家里来了客人，母亲还会舀一壶白露酒，将杯子摆到桌上，叫父亲陪客。父亲酒量不大，母亲见他招架不住，有时会借机出手，帮着喝几杯。喝得有几分醉了，客人就会叫母亲唱山歌。母亲趁着酒兴，什么《莳田歌》《十月怀胎》《苦媳妇》《单身歌》《捡茶子》一首接一首唱下去，唱得左邻右舍的阿婆和婶婶都来看热闹，有的年轻妹子还缠着母亲教山歌。这时，母亲会说：“不交师傅钱，不会乱教人！”父亲看准机会，见好就收，就会说：“今天有客，下次让她教！”
村里人夸我父母是一对互敬互爱、夫唱妇随的恩爱夫妻，说他们两人从来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其实，别人不知道，我父母有时也会吵架，但他们不会大喊大叫，更不会大打出手。
当我9岁时，母亲患了脑膜炎，父亲用竹椅把母亲抬到资兴矿务局职工医院治疗。只住了几天医院，母亲便抛下我们离开了人世。1965年10月，母亲去世时才33岁，我妹妹才3岁多。父亲中年丧妻，又当爹又当娘，历尽千辛万苦，把我们兄妹俩拉扯大。父亲1997年1月，也离开了我们。
母亲离世50多年了，她的音容笑貌，她那动听的歌声，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刻在心坎上，流淌在我的血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