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带着妻儿回老家过年，母亲总是会把炉火烧得旺旺的，一家人围坐在暖暖的煤炉旁，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谈着趣事，整个屋子里暖融融的。
孩子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炉上炖肉的铁锅，咝咝冒着香气。风吹刮得更加厉害了，角门响了一下。母亲微笑着把她的孙儿递给了妻子，说她再加一些煤块来。不一下，母亲佝偻着身体吃力地端来了一篓筐煤。母亲拉了一下炉杆，又往炉里加了一些煤，好让火烧得更旺一些。
就在母亲弯腰添煤的那一刹那，我猛然发现母亲那双沾满了煤灰的手，不再有当年的力气。再看看母亲的肩，消瘦了很多。我呆呆地看着这跳跃着火苗的煤炉，思绪飞到了童年时代。
读小学那会儿，老家还没有通路，人们要到外地去，总要越山渡水走过许多的山路，方能到达目的地。但凡家中要添置什么什物，也得费劲不少。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村家庭，备足一冬三个月的供暖物资——煤炭，成为当地每一户人家不得不重点考虑的问题。取暖、煮饭、做菜、喂养牲口等，样样都离不开煤。那时候，从白露到大坪一带，当地的百姓每年都会在小麦下种至开春后的二月底，用近五个月的时间，成群结队，翻山越岭，到离家十数公里外的煤矿挑煤。
挑煤的工具是一种古老而原始的篓筐，那是农村的传统篾匠们砍下坚硬的苦竹，编织成两个同样大小的方形口梯状的篓筐，用一根粗细匀称的扁担穿插连接，再于两侧用扁担扎固定。篓筐大小有别，使用也因人而异。男人们力气大，篓筐往往大很多，可以装上一百四五十斤；也有稍小一些的篓筐，能装三四十斤的煤，但大抵上是装一百斤左右的居多，这种主要用来挑煤的篓筐，在当时是最为常见的了。
在90年代末期，每当农忙一过，在每天凌晨五点过后，静默的山村一下子沸腾了起来。勤劳的喇叭苗村民们早早地起来，呼朋引伴，三五成群，挑着篓筐，点着装有黔光牌电池的手电，在崎岖的山路间唱起了山歌，冲向挑煤目的地。从老门洞到新路岩再到皮坡烂木桥，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人人齐心协力；山歌声、马铃声、说话声、咳嗽声，声声此起彼伏。人挑马驮，满山满岭都是挑煤的人们。
苗族女人们穿着大衣袖（当地喇叭苗的一种民族服饰），头上戴着包头布，肩扛着百十斤的煤炭，成为那时候山路上一道美丽而又心酸的风景线。那些年轻可爱的喇叭苗姑娘们，也同样穿着大衣袖，头上戴着漂亮的刨花，三五成群，有说有笑，用她们稚嫩的肩扛着数十斤的煤块，在崎岖的山道上艰难跋涉着，虽然苗条的身姿被重重的扁担压迫着，但若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她们扬起的嘴角。她们没有敦煌飞天的飘逸空灵，但她们却有着美丽的梦想，坚信这年轻的肩膀和牢固的箩筐里装有抵御严寒的温暖。
那时候，家中光景不好，我和弟弟又在读书，每当农忙一过，种子入地。父亲拼尽全力挑了一段时间的煤，就得备足远行的衣物，步行数天远到盘县那边去做石工挣钱供我们兄弟俩读书。家中挑煤的重担，自然就落在了母亲身上。
那时的母亲多么年轻，身体硬朗，脸颊红润，性格也爽朗，母亲总能在十数里外的煤厂挑回一百多斤的煤炭。母亲是远嫁而来的，说话的声音不同于当地，所以格外引人注意。当时有些年迈的挑煤老人说，那个外地嫁来的女人，力气比得过一个大力气（方言，指男人）哩。
那些挑煤的时光里，从家中出发到得烂木桥煤矿，不知洒下了母亲多少的汗水。除村口一段路稍平缓外，其余山路均崎岖不平，斗折蛇行，要走十多公里的羊肠小道，方可挑到煤，一个来回，三个多钟头就都过去了。
为了挑煤，我的母亲总是起得极早，大多时间是不吃任何东西的。当红日初升，晨露布满了路边的野草，啾啾的鸟鸣在檐间唱响的时候，还在睡梦中的我和弟弟，猛然间被煤坑那边传来的"嘭"的声音震醒，那是母亲挑的第一担煤到家了。母亲总是极娴熟地煮一些面条或是熬一锅白米粥，再配与甘美的红薯和自制的豆豉，就成为全家人美味的佳肴。母亲在吃完早餐后，稍事歇息，又拿着篓筐踏上挑煤的漫漫征途了。
我那时也有过一挑漂亮的篓筐，那是我央求母亲请一个老篾匠给我准备的，我也偶尔会用它来挑煤。我说母亲，明天再去挑吧。母亲总说过后还有其它活等着呢。我说母亲，带上我一起去挑煤吧！她却总说，小孩子要好好读书，挑煤是大人们的事。但我不管，我说老师教导过我们，要锻炼自己。母亲拗不过我，就带上我一同挑煤去了。
我既已加入了那人挑马驮的运煤大军中去了，心便稳不下来了。母亲和堂姐她们走在后面，我扛着箩筐，冲在前面，高的坎，陡的路，我跳着过去，边走边玩。堂姐们哈哈地笑了起来，母亲无奈地说，阿幺，摔着了可不能耽误我挑煤。
其实，我嚷着要同母亲去挑煤，名曰挑煤，但实际还有其他那些个隐秘的向往呢！
穿过陡峭的山崖路，一直往下走，顺着山脚走上一箭之地，就到了草木葱郁的大屋铺了。大屋铺里长满了各种各样的灌木，不管是那散发芬芳的野沉香，皮厚干粗的马酸树，能生津止渴的橄榄子，还是那些在林间鸣唱的黄鹂鸟、画眉鸟，抑或是那在苍苍蒹葭中安家的口袋鸟，咯咯乱叫的野鸡，见人就跑的小松鼠，都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条从大屋铺横穿而过的古老煤路，被苍苍的木叶遮住，近处不易看见人，但有说话的声音；远处看不见马儿，但听得见飘来的马铃声。整日的人来人往，马儿拉出颗粒状的粪便，被踏成了泥灰，踩上去就会印出脚印来。
穿过大屋铺，就到了新寨坡，急速而下。那布依人家成片成片的甘蔗林，就如同泛着碧波的绿色海洋，那甘甜的香味一阵阵袭来，口水早已泛滥成灾。母亲看着我傻傻地地站在甘蔗林边，就会打趣地说道："馋儿子，饿学生。
苦李子，吃半生。"
那时家中虽然艰苦，母亲毕竟是懂得她的儿子的心思，找到甘蔗的主人，说上一阵，买上一两根甘蔗随手递给了我。我肩挑三十余斤的煤，手里握着一截甘蔗边走边吃，不知不觉就翻过了一座山岭。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堂哥，开我的玩笑，说挑煤好玩一些嘞，还是读书好一些呢。我总是笑而不语。
下坡容易上坡难，一步一步地数着，抬头看看登顶还那么远，唇焦口燥，腰酸背疼，多么想歇一歇呀！我挑着煤走在前边，一边走一边停。母亲挑着那花了一块五毛钱买来的一百多斤煤，艰难地跟在我的身后，她总问我担子重吗。母亲说，孩子啊，草鞋还没有起底哩，离家还远着呢。只怕站，不怕慢，做事不能心急哦，捡你的两块煤给我吧。
这条曾经古老的煤道上最险峻的一段，当属新路岩了。这段横陈在当地乡民眼前的阻碍物，必须要逾越它方可顺利到家。听父亲说过，当初有一处只能放下一个脚印，当地的工匠们稍加修葺，勉强可以通过。后来当地一个会谋事的人尝试开凿山路的时候，不幸坠下了山崖。时代呼唤着改变，后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弄来了雷管和炸药，经当地大队出功出力，一条路面虽然坑洼但平缓有度的新路闪现在人们面前。当年那些被炸掉滑落的巨石，轰隆隆如电闪雷鸣，直冲下悬崖，如同脱缰的野马，似要冲出闭塞的桎梏。那扬起的尘埃，如同一头虎虎生威的猛兽狂喘着粗气，那是一种冲破枷锁的力量。
自新路岩重修之日起，这条煤路上又多了另一种运送煤的工具，那就是马匹了。那些家中条件允许的家庭，会养一匹马，多是那种枣红色的马，也有纯白的马间或杂色的马，配上马鞍，带上辔头。于脖上挂一串铃铛，栓一块红布，虽然道路崎岖，胆大的马主人总能稳坐在马背上，让人艳羡不已。这马一次能驮二百多斤的煤块，用马来代替人工挑煤，效率要好很多。不过我曾经也见到过一些不受主人待见的马匹，背上的皮磨破了，露出了鲜红的肉，但依然喘着粗气驮着煤艰难行进。
在这条令人窒息的古老的煤道上，烈日炙烤下，百十斤的重担压在人们的肩上，口中喘着粗气，喉咙如同要起火一般。但我还有着一个美丽的期待，希望快一点到达老门洞。这是一个天然的长廊形的山洞，里面岩石多成青灰色，右侧崖间有泉侧出，汩汩流淌，泉水甘美，日夜流淌，四时不绝，无私的滋养着这一带的农田。游荡于山野的牛儿们也会在夕阳西下时，在牧童的护送下来此畅饮一回，再哞哞的吟唱数曲。挑煤的人们来此汲取山泉，终日人头攒动。有时我会带上一个瓶子，俯下身子，贪婪地吮吸着着这如同乳汁般的甘泉，再满足地装上一瓶。肩有重担，但心存期盼。多年来，正是这种儿时的经历，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时光如流，岁月不居。转眼间新世纪到来了，世纪的春雷炸响，新的希望正在这片神奇而又坚强的土地上茁壮成长起来。当河塘-新民一带煤矿事业兴盛起来的时候，河边老桥终日炭火不息，夜晚光芒印染了半边天，空气中弥漫着焦煤的味道，无数的大型卡车日夜轰鸣着，经济的腾飞在潜滋暗长。随着我和弟弟年龄的增长，读书的开销渐渐增多，家中的负担也不断地加重。平时种地、做过工匠、下过煤井的父亲和母亲一合计，终于四处凑钱，买来了全家人视为珍宝的一匹马。父亲牵着它和堂哥们在新民的山梁上搭起了棚，用马把那煤一袋袋驮到公路旁，也一步步地把我们兄弟俩驮上了初中、高中、大学……
当父亲牵着马驮着二百多斤的煤走到门口时，我笑着说难不成这挑煤的篓筐要退休了吗！?母亲打趣地说，你的肩膀还痛吗。是啊！曾经那条古老的山道，被父辈们换肩时抖落的煤屑然成了黑色。口里喘着粗气，肩上磨起了老茧，疼痛难忍，艰辛地往上攀爬，也不能放下这身重担。看看那读书郎捧回家中的奖状，嗅着那锅里飘散的炖肉香，想想寒冬里那全家围坐火炉旁的温馨，咬咬牙关就登上了山顶。勤劳的苗族父老们，他们充满着大智慧，他们想着要把日子过红火了，离不开那双千百年年来虽然疲劳但从来坚定的双肩。那双肩膀，是时代赋予每一个乡民的担当，是追求美好生活的铮铮铁骨。是的，当地的人们就是用这些原始的简陋的工具，扛起了一个家庭的温暖。
冬日的朔风如野马，它越过层层山岭呼啸着而来。它吹动着老屋外的竹林，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寒风不时钻进老屋的门缝，我不经哆嗦了一下。
火炉上炖肉的铁锅香气弥漫，妻子刷着视频，母亲看着熟睡的孙儿，微微地笑了起来，说我再加点煤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