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我们童年，和现在比，真的很不一样。
桔子味道，是我辈少时具有爆裂感的口舌之乐；冰冻过的，美妙再翻倍。那个年头，民间不常提及血脂、血糖什么的。老少最熟悉的生理指标，是体温。都知道37摄氏度为界限。那时多数人都领教过青霉素肌肉注射。临注射，露出白白的小半臀，身体早已不自觉地做出要逃离的姿态。一针扎入，酸胀得令人要笑、要哭、要骂人。然后一颠一颠走开，让下一个上来。
1965年，我哥哥在上海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滑梯上，因同学间推搡，头部倒栽着滑下，得脑震荡后，家长根本想不到去和学校交涉，校方也没有为此派员在我哥哥面前出现。大家都很好商量地活着，真心以为，比世上所有地方的人类，都活得要爽。
有一样食物，此时彼时几十年来，始终不声不响地贯穿我们的日子，这就是带鱼。
那年头，带鱼是供应量很大的海产品之一。老百姓都能买到，但要买到优质带鱼，就得比拼谁更早去菜场排队。当时上海菜场标准宽度的带鱼，每市斤售价三毛一。再宽上去一档，卖三毛五；如果有幸买到，拿去专业刮鱼鳞的摊上，免费替你处理一番后，用几股稻草从鱼唇穿过，拎着它们行过市场、行过街坊，对路人的羡慕假意忽略，脸上有几分踌躇满志的傻笑，那是没人会骂你神经病的。如果是我这样的儿童，买得超宽的带鱼提回家，走着走着，就觉得自己有点小英雄王二小的味道了。
关于买带鱼，叫我想起一个个冰锥垂挂的寒冷冬日。同样是冬天，那时要冷得多。小学一二年级的我，曾在周日早上五点起床去菜场，在开秤前排在队伍的前段，成功买到三毛五一斤的超标带鱼。七点左右，功成名就地走进家门，家里的窗玻璃上都是雾水，空气混浊。父母尚未起床，父亲极给面子地，从热烘烘的被窝里抬起头，看了一眼菜篮里的带鱼，说，"嗯，不错".那便是我们少时的莫大幸福了，即便我的小手已冻得红肿。
七八岁的孩子，在军事英雄主义感召下，自觉地将脂肪不丰的身体，从热烘烘的被窝里抽出，唯恐吵醒父母，轻手轻脚像一枚贼似的，从家里溜出去买菜，天都未亮。那是克服了多项与少儿天性相背的困难的。至今，我丝毫没有责备父母的意思。我觉得，当年他们这样操练孩子，比现在大多数家长，要有效、有趣多了。
想起来，我八九岁时，就能做一道上得台面的干煎带鱼，还懂得煎炸之前，用薄盐、葱姜、花雕和香料，先将食材腌渍两小时。——父母很长时间都不在身边，自己不学也难。
三十岁那年，我在澳洲结识了一个同龄的上海兄弟，他是出名的艺术家，祖籍杨浦一线。他的膳食口味，和我相仿，像很多上海人一样对水产品情有独钟。记得，我在澳洲待了七年后，回到上海的次日，一个人一口气吃了四五两重的大闸蟹十三只。先是买了八只，剥到第六只，摸着底线了，独恐断了兴致，冲出去再买回五只煮起来，连着前面的，通通干掉。真像在办一件一辈子的大事。我确信，我那朋友，也会这样做。
有点烹饪经验的人都知道，海鲜河鲜下锅煎炸时，油烟四起，气味巨大。过去没有油烟脱排设备，一家炸鱼，能污染一条街。所以，西人大多不在家里煎炸。他们也喜欢煎炸的鱼类，一般会去快餐店，吃一次fish and chips了结。偏偏我那位同龄朋友的几轮夫人，都是欧美女子，他早就接受了不在室内厨房煎炸水产食品的习惯。或许，这种口福受限，使他对干煎带鱼之类的上心和痴迷，远远超过我们。在一定周期，不过一次瘾，他会心烦。真是应了那条人性箴言：哪里有压抑，哪里就有抓狂。
为了家庭团聚，朋友近年去了巴黎，在巴黎市区和外省海边两处住所轮居，但干煎带鱼的实现，难度依旧。回国省亲的计划，是令他兴奋的。干煎带鱼不停出现在期盼之中，唾液丰富起来，咽了再咽，日子过得比我们有念想。
疫情，把朋友的日子弄乱了，口啖干煎带鱼的那一幕，延迟再延迟，变得富有梦幻意味。我的朋友是可爱的，他设计过很多实现大快朵颐的捷径，唯独从来没有想过去和太太商量一下，在家里煎炸一次带鱼。巴黎的韩国人食品店里，是有带鱼出售的，只是肉质稍微逊于东海带鱼而已。
就煎炸一回嘛，怕什么？ 当初要是找广东人做太太，怕是不会有这类麻烦。一食一饮之中，再碎小的一个习惯，都连着祖宗、连着地域、连着文化，要谁松动，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