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里维埃拉时的雷诺阿喜欢让家里的胖厨娘当模特，每次画完都是那句话："赶紧的，穿上衣服快去做晚饭。"想起这句话眼前不禁浮现深褐色皮肤系着白围裙的胖厨娘跑向厨房的场景。雷诺阿的前前后后有西斯莱、高更、莫奈、毕沙罗等一众印象派大家，那时的法国群星闪耀。
其实，那时的哈尔滨也不输法国。1903年毕业于莫斯科绘画学校的格鲁申科来到哈尔滨圣尼古拉教堂，画了哈尔滨历史上的第一张圣像壁画《圣灵降生》。其后的几十年，斯捷潘诺夫、基奇金、扎多罗日内伊三兄弟、洛巴诺夫这些绘画好手虽名气和作品火不过马蒂斯、塞尚，却也让哈尔滨成了名噪一时的美术重镇。
哈尔滨能有西风的流入、外侨的浸染，自然也不差灵性。自新中国初期涌现出的：高莽、高昆、石揖、韩景生、孙云台、张钦若、李秀实、臧尔康，等等，个个是绘事能手，张张是秀逸能品。到了新时代的今天，郑艺（日前去世）、何大桥（何守文之子）也是色调沉潜，笔笔焕发。如果说俄侨画家在老哈尔滨的教学、传播是丁香灼灼满千树，那么传继遗风的后生新军就是杨柳依依绿一堤。
我中了什么邪喜欢上艺术说不清了。上小学时，我的画画老师叫何守文，我们学校教美术最棒也是长得最帅的一位。三年级的时候，我在粗糙的绘图纸上画了一颗松树：老树枯干、松针片片。一天上午，老师举着我的画给同学们展示。记得当时班级里有一个比疯狗跑得还快的野小子，他的淘气明摆着是找茬儿那种：看谁谁不顺，瞧哪哪别扭。何老师器宇轩昂，不紧不慢："你是要找流氓来揍我吗？我不怕。你找流氓来揍我，我揍流氓。"
多年以后，我在道外的框镜店见过何老师，他讲老家双城掌故，讲他画过的那些巴掌大的小画，讲他逛古籍书店的趣闻。满脸的风霜透着旧日梦忆，关山无限，如歌如诉。
搭上艺术的边是在我上高一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央美院暑期讲学班，跟张立辰学花鸟。那时我还每周有两个晚上在买卖街的新民小学跟王田老师学写颜体勤礼碑。给我开蒙最深、教化最浓的应该是那时举办的一些画展，记得第一次去美术馆看的是香港摄影家简庆福摄影作品展。展览宣传册里的一幅《希望之光》在我的写字台玻璃板下置放了快十年。在每一个晨起背着书包准备上学时，我都会扫一眼那张《希望之光》，它给我的力量是无限的，耀眼的光束也是暖暖的。
时间一晃过去了三十年。去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去美术馆看刘治画展，刘老爷子八十了，满头银发，精神爽健。我驻足在一张《孤帆远影》的画前，想起画这张画的时候我在老爷子身边，他画画的时候要喝咖啡听摇滚。那天，他没听披头士，听的是麦当娜的《Like A Virgin》，说孤帆要执拗，要清远。凝神注目间，一位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拎着画箱的长者站在我的旁边好像瞥见了远帆上的舵手并喃喃自语着。这时几个大学生赶集似地前呼后拥朝门口奔去："这画，山不像山，水不像水。"长者看着那些远去的率愣的背影，怒言道："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画一个我瞧瞧。"我侧目看了一眼长者，立在光晕里的拐杖，盈亮、直挺。
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喜欢穿红颜色的衣服，是红毛衣红T恤，休闲的那种。三四十岁时不穿了，觉得乍眼甚至有点土气还有点嘚瑟。近一两年又变了，喜欢上了暗红紫红西洋红，尤其饰物和案头摆件。前几天，我求友人用焦墨浓墨加宿墨画黑黑的樱桃谷，我特意强调要在枝丫上或山野间有几颗星散的红樱桃。我要的不是层林尽染，是千峰万壑间的落英点点，是苍茫秋烟泛起夕阳的一抹余韵。
画青山淡远，重要的不是青山，是笔底下的朴素和心中的那份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