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总有那么几次刻骨铭心的遇见。如果是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就会改变你的人生际遇。
影响苏轼一生的重要遇见很多，不可不说的是他遇见欧阳修。
嘉祐元年（1056年），21岁的苏轼参加礼部考试，欧阳修为主考官，梅圣俞为参评官，苏轼高中第二名。事后，苏轼写信向欧阳公致谢。欧阳公看后，对梅圣俞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意即“我应该退下去，好让苏轼出人头地”。
欧阳修对苏轼的提携坦荡无私，无人可及。
但苏轼更为刻骨铭心的遇见是陈公弼。
嘉祐六年，苏轼任凤翔（今属陕西）府签书判官。由于苏轼是参加“贤良方正极言能谏科”考试得到官职的，一些年轻的幕僚就送他一个“苏贤良”的雅号。谁知知府陈公弼听后，竟板着脸说：“一个小小的判官有什么贤良的？”并喝令将那个称呼苏轼“苏贤良”的人打了板子，弄得苏轼非常难堪。
苏轼此后就闹起了情绪，开会迟到。陈公弼硬是按照制度罚了苏轼8斤铜（相当于4000文钱）。苏轼在《客位假寐》诗中不无郁闷地写道：“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意思是说，待在这个糟老头儿的手下，虽然不用担心丢掉性命，却得受窝囊气（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苏轼当然咽不下这口气。日子一天天过去，“报复”的机会终于等来了。原来，陈公弼要找一位文才写《凌虚台记》，苏轼当然是最佳人选。
苏轼小酒一喝，奇文立就。苏轼写道：“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苏轼文中“讥讽”的意思毫不隐晦，大家都为小苏捏一把汗。但是陈公弼看后，只是冷静地吩咐下人：一字不漏地镌刻于石碑之上，然后立于凌虚台前。
其实，陈公弼也是眉山（今属四川）人，是苏轼的同乡，论起辈分来还是其父苏洵的长辈。他这样做，就是要压压少年成名的苏轼的傲气，让他以后的路好走些。
陈公弼认为，换个角度看，《凌虚台记》碑也是立给苏轼的“镜碑”。一个人再有本事，也不能把尾巴翘得太高，尤其是年轻人。
响鼓不用重锤敲。站在碑前，苏轼幡然悔悟。陈公弼去世以后，苏轼含泪写了《陈公弼传》。他愧疚地写道：“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可以肯定，如果苏轼没有遇见陈公弼，以他的做派，日后恐怕要跌大跟头。
经过陈公弼的打磨，大宋文坛上升起的就是一颗恒星，而非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