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那沃野炊烟的故乡洞庭，有一个叫清明湖的村庄。每年晚稻秋收后，村庄里家家户户屋前屋后，堆码起一座座新黄的稻草垛，高得似山、矮的如冢，它们跟外婆的茅草房一样，住着我的童年。
金秋十月，当一丘方正平整的稻田里，打稻机声响停歇的时候，田埂上便齐刷刷站满一只只“黄企鹅”，仰着头、鼓着肚、挺着身，一边守望着枯黄禾蔸、间杂了浅绿色紫云英的地毯温床，一边肆意地享受日光浴。
一捆捆稻草扎紧了脖颈，墩在田埂，分明像一只系了领结的“企鹅”，或像一个扎了羊角辫的胖稻草人。外公和村庄里的农人，却一致称它们为“一件草”。大抵是害怕赋予它们鲜活的生命之后，要忍受收割、腐沤以及烧成灰烬的疼痛吧！
外公去田埂上挑草，我和哥哥是吵着要跟脚的。外公挑草的竹架板，四角钻有穿麻绳的四只对称互望的大眼，我们坐在竹架板上，两手抓紧两边的绳，外公扁担两头挂绳上肩，竹架板离地，我们在空中晃晃荡荡，像坐秋千。木讷的外公，一路上偶尔也会逗我们玩：“卖朱家的两头猪仔仔啰！”
“卖哥哥，他大些重些肉多些。”我当时把外公的话当了真。
“卖小妹，她是‘千金’值钱些。”哥哥反驳我。
我和哥哥老实守在外公的竹架边，待外公码好一件件晒干的稻草，我们就机智地爬进竹架的草堆上躺下，外公又挑着我们摇摇晃晃走回家。稻草散发着阳光的味道，秋风中的空气，裹挟了田野泥土的芬芳，我们像是睡在温馨的摇篮里，做梦，嘴角都是上扬的。
外公是个码稻草垛的老里手。他在屋檐墙下、在屋旁大树边，架几根夯实的木头隔潮，将稻草尖向里、草蔸向外，码成一个大圆圈，一层层缩小叠加，顶尖上只盖一件散开的草，整个草垛呈无把的伞状。这样码成的草垛，风吹不倒，雨顺流而下。哪怕外面成了灰白色，里面依然鲜黄。
这一堆堆的稻草垛，在化成灰烬尘埃之前，发着热量闪着光芒。
外公扯一件草，斜坐在方凳上半天，屁股压着搓好的一段草绳，往掌心里吐口水继续搓，打了很多双大脚草鞋，征服泥泞坎坷的路；又或者，把稻草织成一扇厚密篱檐，绑在竹棍上，搭着梯子上屋顶，修补漏风雨的部分。
外婆将稍长的糯谷稻草，剁头切尾剃杂屑，洗净晾晒在禾坪的木板上。稻草铺匀作床垫，透气松软温暖；稻草放进碗柜抽屉霉豆腐霉豆豉发酵，开胃生津可口；稻草喂冬季的耕牛，咀嚼出牛奶一样浓稠的白沫；稻草围狗窝鸡窝，狗忠实地守着大门，鸡生“个个大”的蛋。
那时候稻草剁最大的用途，是烧出大锅里不焦褐不嫩软的黄锅巴。刚从草垛上扯出的干稻草，不易进灶膛，燃起来不是快速膨火烧掉眉毛，就是慢缩成一团浓烟熏疼眼睛，要绞成麻花状的草把子，火匀持久。绞把筒几乎从未离开过我童年的手，一根韧性极好的长竹篾，穿进一截空心竹筒，露出一张绷紧绳的弓箭，箭头钩住外婆手里蓬松卷曲的散稻草，不歇地甩着绞把筒，先退后进，来来回回。儿时绞把子的脚步，不知绕了地球多少圈。可惜没见识到旅行途中世面风景，只是在晚上躺下睡觉时，感觉脚板底有千万只蚂蚁在爬，爬得我周身好一阵发麻。
目不识丁的外婆，固执地认为：绞把子这种灶房轻活，就该是女孩子干的事。我几次丢下绞把筒，向外婆抗议：“为什么哥哥就能攀上树旁的草垛顶掏鸟窝玩？为什么他还能比我多吃一个煨鸡蛋？”刚戴上红领巾的哥哥，有些难为情地羞红了脸，从草垛顶上滑溜下来，捡起绞把筒，我们十个十个轮流绞，灶膛草灰里煨出的鸡蛋，半个切开分吃。只是那鸡蛋黄长的位置，从无规律，隔着外壳看不清，外婆依旧很难分匀。有了平分的形式，我也不再斤斤计较。
稻草垛一天天扯，扯出几个坑，就快要过年了。我的童年，也就从那山一样高的稻草垛上，下到平地；从一件件稻草的抽离之中，慢慢垮塌、消失。童年的稻草垛，隔着久远的时空，又一点点浮现于我的脑海记忆。